坎贝尔：我们从未真正从根本上理解苏中及目前俄中之间的关系

印太纵览

2024年11月2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参见了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有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研讨会。

当天活动主持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主席车维德问道，“对于你们两位来说，在过去四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中，你们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还有，你们觉得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完成？比如，如果你们有更多的时间，你们还想做什么？”

拉普-胡珀率先表示：“我想说的是，当我回顾我们在印度-太平洋所取得的成就时，我真正感到自豪的部分，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感到自豪的部分，是我们实际上能够为印度-太平洋设计并实施一个政府的整体战略，这个战略大体上取得了成功。该战略有太多内容，我无法在此详细回顾。我知道我们会在谈话过程中详细回顾，但我首先要指出的是，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在一届政府任内能够提出一项地区战略，就我们而言，是两项地区战略是多么的罕见”。

拉普-胡珀补充道，“在拜登政府内部，我们既有印太战略，也有对华战略。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文件，包括一个印度战略。例如，还有一个太平洋伙伴战略。所有这些都以一种非常具体和错综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年中，美国政府达成了大量共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共识，推动这些文件成为现实”。

拉普-胡珀提到，“如果你看一看本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我们在执政的头几年里打算做的事情，而让有幸帮助撰写这份文件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清单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想做的所有事情，而是说我们实际上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努力，明确阐述了一系列目标。我们确定了支持这些目标的努力方向。我们有条不紊地推进这些工作。尽管拜登政府最终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我们上任时认为将面临的环境大不相同，但这一切都发生了”。

拉普-胡珀指出，“在2021年，没有人会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列入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猜谜游戏中。没有人能预见到中东爆发的悲剧性冲突。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事情通常足以破坏另一届政府的地区战略。而本届政府之所以能坚持到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个政府对这一战略达成了如此多的共识和承诺。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新政府也可以做得更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希望看到预算能有更大的增长，以更好地支持我们在印度-太平洋所做的长期努力。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参与这项战略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坎贝尔：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是创造战略环境的最佳方式，这样才能更确定地与中国接触

坎贝尔随后在发言中说，“我非常喜欢米拉有关不同战略方面的阐述，以及在更广泛的印度-太平洋努力中构建和整合对华战略的方式。我想强调的是，在如何制定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存在着困难。在印度-太平洋，我和车维德已就此谈了很多。几十年来，战略思维的主流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印度-太平洋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

坎贝尔解释说，“当时的想法是，核心的召集关系和讨论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所有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或第三位的，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那么重要。这绝不是要贬低美中关系，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就是高级政治。而其他接触则不那么重要。当然，我认为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对一些事态发展感到担忧，中国军费的大规模增长在数十年前就已显而易见。其他引起焦虑的举措、更具挑衅性的行动和有争议的区域，让许多盟友和伙伴最终对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根本所在感到不确定”。

坎贝尔补充道：“坦率地讲，主要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小群人。车维德、 格林（Michael Green）、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乔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基本上都认为，与盟友和外部伙伴合作是创造战略环境的最佳方式，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更确定地与中国接触。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有趣的是，曾经是非常小的战略群体，现在却变得更加大而坚固。正如车维德你所描述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大部分人都认同这一点”。

坎贝尔说，“因此，我认为在本届政府的执政过程中，两党共同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正如米拉所指出的那样，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只指出其中的某一件。我有机会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如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越南和印度的技术合作、与日本和韩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的三边合作。所有这些都对整个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坎贝尔续指，“但我也要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先决定好的，都不是。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好吧，这很简单，就像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非常具有挑战性。要知道，在这些合作的最初阶段，困难是巨大的。很难描述米拉和我最初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工作时，在领导人层面达成共识、向前推进有多么的困难，而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年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向未来延续的架构，我们在四国政府中都建立了巨大的能力。我们建立了合作的习惯，开展了许多项目，这些项目将为这四个伟大的海洋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注入活力。但几乎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各国领导人最初作出的一些决定，决定承担风险，合作并进”。

坎贝尔谈到，“车维德，我知道你在2004年印尼海啸悲剧发生后，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聚首时发挥了作用。但能够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并看到它取得成果，实在令人激动。但与此同时，其中一些事情实际上也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当你看着一位领导人在你眼前作出决定时：‘我应该参与其中吗？’ 坦率地说，当时最具挑战性的是印度。印度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参与其中。现在，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推动力，我认为我们都可以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也对莫迪政府为确保这种程度的合作继续向前发展而作出的推动力表示赞赏。因此，车维德，我认为这是一段重要的时期。但我也要说，在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我们都得到了像你这样的人的鼓励，而且是以两党的方式。坦率地说，我们最坚定的支持者中有一些是共和党人，我对此表示感谢，希望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

车维德问道，“对于你们两位来说，如果在过去的四年里有一件事可以改变，你们会怎么想？你们认为那会是什么？”

拉普-胡珀表示：“我对此思考了很多，这真的取决于你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看看我们当今所看到的情况。真正让我夜不能寐的事情之一是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发展得如此之快。我经常自问，我们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轨迹。当然，如果让我在现在的日程表上选择一件事的话，我可能会在朝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做法。但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挑战性，部分原因在于，作为一个非常了解这项政策的人，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改变这一轨迹的点。我的意思是，在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初许多年直至今日，拜登团队已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多次与朝鲜接触，并表现出愿意在无条件的情况下就各种议题进行接触的意愿。我认为，多年来，在平壤坚决不坐到谈判桌前的环境下，我们共同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朝鲜问题”。

拉普-胡珀补充道，“与此同时，不用说，我们也从这一挑战中看到了许多希望。平壤提出的挑战以及平壤和莫斯科共同提出的挑战——进一步催化了韩美日之间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三边合作，这是我们几年前无法想象的。它使我们的欧洲朋友真正站起来，直面印度-太平洋威胁可能直接对欧洲构成的挑战。而这反过来又迫使我们的欧洲大西洋盟友和印度-太平洋盟友进一步融合。但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一旦开始，就真的走上了一条令人眼花缭乱的轨迹。车维德，你很清楚，这导致平壤向俄罗斯运送了数百万发炮弹”。

拉普-胡珀续指，“现在，我们知道有成千上万名朝鲜军人在俄罗斯。俄方还可能向朝鲜提供了高端技术援助，这是我们几年前无法想象的，俄方还在国际机构中保护朝鲜，并试图使朝鲜的核武器能力合法化。我认为，在未来几年里，这对（接下来的美国）政府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要弄清楚我们会如何展开，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

坎贝尔接着说道：“我非常赞同米拉所说的话。我同意这不仅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也对一个关系感到困扰，我认为我们在历史上几乎总是弄错。我们没有也从未真正从根本上理解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目前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花了十年时间才完全理解，在我们自己的政治和国内背景下，苏联和中国之间事实上发生的决裂，然后很明显，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等人采取了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搭建了通往中国的桥梁，并让中国基本上选择与西方进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接触。坦率地说，大约从2012年开始，时任副主席习近平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开始看到双方领导人更深入的接触，习近平和普京进行的会晤和接触”。

坎贝尔补充说，“我认为我们低估了这一点。在某些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圈子里，他们会提出美国把中国推向俄罗斯的论点。显然，这有一个更大的国际历史背景，但我想说的是，从根本上讲，这忽略了一点，即在许多方面，这两位领导人选择了对方，并相信他们能为彼此提供很多东西。这一合作关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很少完全公开，但却在以许多方式酝酿着，这将令人深感忧虑。正如米拉所描述的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中国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提供的支持令人生畏，包括机床、新型爆炸能力、滑翔炸弹能力”。

坎贝尔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悄无声息、深藏不露地建立起来的各种能力不胜枚举。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场的性质。这不仅改变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态度，而且影响了未来几十年。这将在俄罗斯造成我们必须面对的既成事实。中国选择了这条道路，我认为就目前而言，中方领导人相信他们将能够二者兼得：与欧洲保持强大的商业联系，同时坦率地说，参与一场针对中欧领土完整的军事行动”。

坎贝尔表示：“而且我认为，他们很可能低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欧洲会发现这对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的战略目标感以及米拉所描述的一切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避免、削弱或打乱这个日益壮大的联盟。但我也要说，我们曾经尝试过，而最终中国和俄罗斯共同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将推动全球政治，现在才逐渐显现出来”。

坎贝尔指出，“我必须对（前白宫俄罗斯问题专家）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等人表示极大的敬意，他们基本上较早地发现了这一点，并认识到了其中的挑战。也有人说：胡说八道，你太夸张了。它们（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矛盾众多，不可能在一起合作。事实上，令人瞩目的是习近平和普京克服了巨大的分歧领域，包括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基本上从中国手中夺取了（对朝鲜的）主导性的伙伴关系，正如车维德你所写和谈到的那样，它们（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和中亚地区存在竞争问题，中国正与将俄罗斯作为传统合作伙伴的中亚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它们在双边关系中保持了前进的势头，我预计这一势头会继续下去”。